老鼠仓搅乱基金业陈同海受贿近2亿

出现老鼠仓，督察长显然有失职之嫌，但没明确受何种处罚。此外，独立董事应承担什么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

如果不是“老鼠仓”事件爆发，中国股票证券市场一度给人法制已然完善、运行已然规范的印象。

2009年8月17，深圳证监局突击检查14家基金公司。11月初，调查结果浮出水面：景顺长城涂强、长城基金韩刚、刘海涉嫌利用公司信息从事内幕交易。随着调查深入，真相逐渐呈现，原本就是相关人员利用内募交易的证券市场老问题，而这种现象一直普遍存在于基金经理之中。

事实上，此前2007年上投、融通“老鼠仓”事件发生后，各基金公司早已在对公司内部的各类网络聊天工具、通讯设备进行了全面监管，除上班时间手机上交的老规定外，有的公司还安装了摄像头，并将监控范围扩大到电子邮件、MSN等。

证监会官员曾坚决表示，基金黑幕不会重演，一切尽在掌握。

余音未了，“老鼠仓”事件再度出现，一次突然调查，就发现3名基金经理搞老鼠仓。如果全国范围内各地证监局同时突查，又有多少人会被抓个现行？问题出在那里？值得反思。

手段低下 暴露偶然

基金经理之所以制造“老鼠仓”，原因不外两种：酬谢关系户及满足个人私欲。基金经理将基金何时、何价买卖的消息透露给对方，再利用时间、价格、数量优先的交易规则，让对方在第一时间，以约定价格挂出大笔买单接货，随后基金动用大量资金，拉升股价至预定的价位，这时，那些大量在底部埋伏的“老鼠仓”蜂拥出货。

对于手握巨资的基金经理，这种操作，简单，获利容易。如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发生概率极大。

在对上述3个基金经理调查的公开信息中，景顺长城的基金经理涂强涉案金额最大，依据是在其本人的电脑中有大量交易个人账户股票的痕迹，市值超亿元。而其他的两位同样是因为利用自己办公电脑交易而被发现。

由于操作上无所顾忌，不用证监局出面，基金公司自己就很容易发现，调查没有太多难度。

2009年4月，有媒体曝光神秘散户“周蔷”数次领先融通基金买入卖出一事，引起证监会重视，一个小时内监管部门即展开了对此案的非正式调查。4天后，正式立案。

调查结果显示，“周蔷”账户并不神秘，这是一名大户朱小民控制的账户，由张野操作。

从2007年至2009年2月，张野利用职务便利获取非公开基金投资与推荐信息，通过网络下单方式，先于张野管理的融通巨潮100(161607,基金吧)指数基金等融通公司基金，买入或先于融通公司有关基金卖出相关个股，为“周蔷”账户实现盈利939.84万元，收取朱小民感谢费200万元。

调查显示，张野“老鼠仓”所涉个股共9只，包括东方电气(600875)、重庆啤酒(600132)、华仪电气(600290)、江淮动力(000816)、中信证券(600030)、海南海药(000566)、招商银行(600036)、江西水泥(000789)和川化股份(000155)等。另外，自2006年12月至2007年7月，张野操作其妻孙致娟的账户进行交易，涉及广宇发展(000537)、湖南投资(000548)、华东医药(000963)等股票，盈利229.48万元。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张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频繁地进行“老鼠仓”交易，主要是在工作时间内完成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原本极易发现的“老鼠仓”是通过媒体发现才被立案调查的。

如果没有举报，或者“老鼠仓”操作更隐秘些，有理由相信，多数“老鼠仓”仍将安心赚大钱，无人过问。

责任主体有待明确 如何自证尽职

谁应当承担基金老鼠仓的责任？

一家财经网站曾进行网上调查，42%的被调查者表示应该是由基金公司负责，24.3%的人认为是涉案者本人，32.6%的人认为是监管机构。

此前，证监会曾对三起“老鼠仓”事件当事人做出处罚。

2008年4月，证监会对上投摩根基金的唐建和南方基金的王黎敏作出市场禁入处罚的决定； 2009年6月19日，对融通基金张野做出市场禁入决定，没收其违法所得229.4万元，并处400万元罚款。

但除此之外，普遍认为承担更大责任的基金公司却并没有相应处罚。

《证券投资基金法》对基金公司负责人的职责作了规定，但这些负责人如何承担管理失当的责任，法律规定不明确。

证监会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第75条明确规定，基金公司应当设立督察长，负责监督检查基金和公司运作的合法合规情况及公司内部风险控制情况。《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第7条第2款：督察长发现基金和公司运作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重大问题应当报告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派出机构。

但是，基金公司出现了基金经理搞老鼠仓，督察长显然有失职之嫌，但并没明确受何种处罚。而证监会至今未因老鼠仓事件处罚过任何一名督察长。

除此之外，一旦基金公司存在违法情形，独立董事应承担什么责任没有明确规定。

基金业法律专家张远忠建议，未来基金法的修订以及证监会的规章，应当完善举证责任制，包括督察长在内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举证自己尽到了法律规定的职责；相应，独立董事也应当举证自己尽职而免予处罚。否则，作为公司高管，独立董事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处罚力度不够 应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2006年最新通过并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款规定，“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及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也就是说，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显然，对张野400万的罚款是一笔大数目，但比起他们从中获得的收益其实并不算多，可能还有更大部分“老鼠仓”因为不是直系亲属参与，没有发现。另外，由于薪酬每年都达数百万之多，上述罚款不足以对其生活造成重大打击。相比收益，其违规成本并不算高。

目前，国内基金经理的薪酬水平直接取决于其所管理基金收取的管理费，而基金管理费主要取决于管理基金的规模，而非业绩。对于基金公司或基金经理，更大的动力来自如何做大基金规模，而非业绩。

截至2008年底，全市场共有基金公司59家，基金产品441只，平均单个公司管理资产规模294亿元，平均单只基金资产管理规模39.3亿元。因此，尽管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但基金的管理费收入达到552.5亿元，平均单个基金公司管理费收入为9.36亿元。同一年，460余只证券投资基金缩水1.34万亿元，缩水幅度超过40%，相当于每只基金的基金经理亏损30亿元左右。但在基金经理中，最高的年薪达到700万元，最低也在百元之上。

数百万的年薪已然丰厚，但在多数基金经理看来，这点收入不足以弥补其付出，都希望监管部门允许基金经理自己购买部分所买的股份，或者拥有部分股权，这样可以变堵为疏。

但按这种逻辑，只能是一定程度的改善，因为基金运作的资金并不完全属于基金经理，基金经理也只享受很小一部分投资所得，远没有通过“老鼠仓”所得来得痛快。

国外成功经验表明，根治内幕交易的通行治理办法是抓到即严惩。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每年都会挖出40起左右的老鼠仓，相关责任人不但要追究其民事责任，还要对其提出刑事诉讼，从而令“偷食者”如履薄冰。除了对当事人，相关公司也会受到相应处罚。但在英国，由于监管者每年在这一方面的业绩几乎为零，因此有调查统计表明，英国上市公司有23.7％的重组事先被透露出去。日本各大上市公司更是喜欢相互持股，内部交易在所难免。

对于此前已经违规的唐建、王黎敏和张野三名基金经理，除了被罚款和市场禁区入，并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原因何在不得而知。

王益被双开 陈同海受贿近2亿

在证券基金业之外，违法违规的惩处力度似乎大得多。

1月22日，三鹿系列刑事案件分别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无极县人民法院等4个法院一审宣判，张玉军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耿金平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被判处死刑，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7411万元。田文华的2468.7411万元罚金正好是三鹿集团罚金的一半。田能交得起这些罚金吗？交不出怎么办？

春节前，另有3 人的事也有了结果。1月2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宣布二审裁定，维持了一审的死缓判决。刘被认定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696万余元。公安部也证实，在侦办黄光裕经济案件中，发现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存在违纪违法嫌疑，目前二人已在接受组织调查。郑少东曾组织指挥侦破“东星轮”千万港元大劫案、张子强特大暴力犯罪团伙案、“长胜轮”特大海上抢劫杀人案等重大刑事案件，屡屡立功。

王益案也稍显眉目。经中央纪委常委会、监察部审议并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决定给予国开行原副行长王益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经查，王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另外，中国信保前总经理唐若昕亦被“双开”。中国保监会2月5日发布公告称，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保监会已基本查明，唐若昕滥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8月14日，湖南省高院分别对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和郴州市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开宣判，判决李大伦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曾锦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认定，李大伦和妻子陈立华受贿所得财物折合人民币1374.3281万元、违法所得和不明来源财物折合人民币2181.2925万元。曾锦春受贿犯罪所得财物折合人民币3131.84万元，违法所得及不明来源财物折合人民币2877.9万元。

到2009年10月，这一年已有至少9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因违法违纪而被查处。即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原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米凤君、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深圳市长许宗衡、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原中粮集团总经理康日新、原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原宁夏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加上早先犯事2009年处理的副部级以上官员，2009年已达16人。

最牛的贪官也出现在2009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石化(600028)原总经理陈同海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查明，1999年至2007年6月间，陈同海利用其担任中石化(600028)领导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陈同海案成为新中国受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其中最大的单笔受贿额高达1.6亿。此前受贿金额最大的为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认定为4109万。

中石化似乎应该是正部级央企，所以才有陈同海“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的豪言。有媒体报道称，陈同海的挥霍是出了名的，每月公款花费达120万，平均每天4万元。对此陈说：“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200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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